中国与美国的网络舆情监测比较

中国与美国的网络舆情监测比较
2019年9月2日 No Comments 行业新闻 admin

一、中美网络舆情监控定义辨析

网络舆情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在英美文献中几乎找不到对应词。一些中国学者试图将网络舆情翻译成英文,产生了两种具有不同意义的英文词组,一种是网络公共情感(Internet public feeling,the network public sentiment,network popular feelings),另一种是网络公共观点(Online public opinions,Network public opinion)。这两种翻译都将网络拟人化,隐含地认为网络具有人的思维,能够产生情绪和观点。这些情绪和观点其实是网络中的行为人所表达,却被概化为网络观点和网络情感。将这两组英文词组放在“ebscohost”数据库中检索,没有找到一篇使用了这些词组的文献,将这些词组放在互联网中搜索,也只能找到由中国作者撰写的英文文章。西方学术界基本上不使用上述两组词汇。由于中美学术界在网络舆情概念的使用上并不一致,因而在网络舆情监控的使用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和在英文文献中很难找到网络舆情一样,在英文文献中同样找不到英美学者使用网络舆情监控,而只有由中国学者使用这个词汇的英文翻译。在网络舆情监控的英文翻译中,使用最多的是“network opinion monitoring”或“monitor the public opinion on the internet”,少数中国学者使用“network popular feelings supervisory”。而这些翻译的英文词组在英文学术数据库中检索不到相关文献。

Monitor是指在具体场景中的监听、监测、监视行为,中文作者将网络舆情监控翻译成这个词,说明了网络舆情监控的潜在涵义,即在某个具体时间、地点和网络针对某个具体网络公共观点或情感的监测行为,是在一个微观场景中的微观行为。在英文文献中,英美学者习惯使用“surveillance”这个词,既有微观场域中的监视、监测,也有宏观场域中的监控、监管,涵盖了监控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而且,英美学者在使用这个词汇时,几乎很少使用“network surveillance”,即英美学者不将网络拟人化,将之作为监控的对象,而是将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将网络中的行为者作为监控对象,监控的主语是政府、特工、警察、企业等。网络是用户的工具,更是监控者用于监控用户的工具。

在这里中美网络舆情监控的差异显现出来:中国的监控主体随时监测网络状态,跟踪网络热点事件,防止演化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或其他重大事件,监控的重心是网络及其表达;美国的监控主体将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和媒介,监控网络中活动的人,并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监控和寻找危险的人,其监控的重心是危险的人和行为,网络只是方便使用、成本低廉的技术工具。

德勒兹认为,个人信息的影响力处于监控的核心,是以影响、管理、保护或指挥为目的,集中、系统、常规地收集个人信息。监控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依赖于历史数据,建立新的能见度。在当下社会,由政府和商业公司进行的监控缺乏分化。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监控交织在一起,他们使用相同的技术,通过各种公共/私人伙伴关系实施。个人的日常生活对于政府机构或商业机构变得更加透明,监控日益显著地塑造人们的日常生活。
美国网络舆情监控可以用 “信息状态”(Information states)概括,即政府为提升安全和效率,强化收集、使用或揭露个人信息,监控能力日益加强,政策不断向前推进。与“信息状态”相对应的另一个描述美国网络舆情监控的词是“美国监控状态”( American surveillance state)。这个概念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无处不在的眼睛,以及各种新形式的监控技术,使公民的隐私在美国已被破坏,乔治奥威尔的大哥哥的黑暗视野正在实现。这一概念有4个核心论点:①美国的监控正在急剧扩大;②监控的水平与所面临的威胁是不相称的;③监控没有受到足够的控制,超出了法律的界限;④监控是无效的。“信息状态”和“美国监控状态”是美国网络舆情监控的一体两面:“信息状态”以客观和中立视角看待美国的网络舆情监控,同时也含蓄地指出了这种状态的危险性;“美国监控状态”从纯粹负面的视角看待美国网络舆情监控,指责其破坏公民隐私,危害美国民主制度。这两个概念比较准确地说明了美国监控的现状及监控的主体、对象和内涵。

比较中美两国网络舆情监控概念,二者间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中国将网络作为监控对象,以拟人化的态度看待网络,认为网络能够表达公共情感和观点,这些情感和观点蕴含某种风险,需要对之加以监控。美国网络舆情监控以网络为工具,监控网络中的观点、行为和人。网络是媒介和工具,是实施监控的低成本手段和新技术使用的场所,是便捷地收集个人信息的工具。
第二,中国网络舆情监控的目标是避免网络公共情感和观点引发舆论风潮和物理场景中的行动风潮,引起社会动荡,危害社会与政治稳定。因而要通过防和堵避免敏感的公共情感和观点在网络中发酵,堵住网络舆情的喧嚣,隔离、屏蔽某些观点和网站。美国网络舆情监控的目标是寻找在网络上发表敏感观点、实施敏感行为的人,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收集其信息,在表面上对发布敏感观点和行为的网络不采取干预措施。在隐含的意义上,监控者认为网络是中立的、客观的信息发布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发布的观点或发生的行为不代表网络的立场和行为,监控所要针对的是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这些观点和实施某些行为的人。

二、中美网络舆情监控授权和限制

  1. 美国网络舆情监控授权与限制

美国网络舆情监控基于美国宪法、两部成文法律和一部至今仍未公开的政府密令。
(1) 美国宪法没有授权网络舆情监控,但它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成为网络舆情监控的限制要件。在公民权利的诉讼中,经常成为推翻网络舆情监控所获证据合法性的终极法条。美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主要由两条修正案约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主张,国会不能制定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这一条款保障了公民在网络中的言论自由权和将网络作为载体的出版自由权。因而美国的网络舆情监控很少以限制公民在网络中的表达及浏览相关网站为目标,个体需为自己网络中的言论表达和传播承担责任,行政机构、情报机构和安全机构并无权力干预。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隐私权的规定,常常成为美国网络舆情监控的最大障碍,这一修正案直击美国网络舆情监控中对网络活动、电子邮件及电话的监控。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主张,“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具有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照合理根据,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具体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这一条款禁止在没有获得合法授权时搜查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成为保护公民财产和隐私权利的重要规定。网络舆情监控涉及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侦听对方的谈话、电话和查看电子邮件等,涉及侵入对方的财产和隐私。

几十年来,美国最高法院一直在执法机构利用电子监控技术实施合理监听与个人在宪法权利下反对侵犯隐私权之间寻求平衡。这导致最高法院在类似的案例裁决中不断摇摆。1928年,在Olmstead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联邦特工使用搭线窃听的方式窃听上诉人的电话。最高法院5票对4票,认定政府在没有搜查许可的情况下使用窃听设备没有违反第四修正案,因为没有发生对安装电话的家里的物理入侵。

1939年,最高法院在Katz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推翻了对Olmstead案的裁决,主张电子监控在相同的物理搜查方法上违反了第四修正案。在该案中,存在争议的技术是一个电子设备被偷偷地安装在一个公用电话亭的外部,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听到并记录上诉人谈话的内容。7比1的多数票裁定,“第四修正案保护人们寻求保护隐私的地方,即使这个地方公众可以进入,也受宪法保护”。法庭认为,当政府寻求对一个人的隐私实施电子监控时,只有当他们对可能原因的判断经受住一个中立法官的超然审查后才能这样做。如果政府在获得法官授权之前实施搜查,搜查一定被认为是违宪的,由此获得的证据是不予采信的。

然而,在1984年United States v. Karo一案中,这个裁决又被翻转。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监听一部在私人住宅中的BP机侵犯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隐私权,但美国第十巡回上诉法院不能因为联邦特工侵犯隐私权而隐瞒证据。最高法院裁定,联邦特工除了最初为获取搜查令而进行的搜查违宪外,后来获得的足够多的无污点证据是有效的。
在2001年6月,Kyllo v. United States案中,裁决结果又被翻转。最高法院裁定,在没有取得搜查令的情况下,警察不能使用一个热成像装置去扫描从一个嫌疑人家里发出的热量。Scalia法官认为,在裁定一个涉及使用电子监控的案例时,法庭必须采取长远的眼光,从第四修正案的原意出发,确保维护第四修正案通过时保护个人隐私免受政府侵害的初衷。因此,当政府使用一个普通公众没有使用过的装置去侦察房间的细节,在这以前是否物理入侵是不可知的;但监控是一个搜查,因而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被推定是不合法的。

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四修正案对类似案件裁决出现的左右摇摆,随着911事件的发生而终止。随后政府特工以监控获取信息而被诉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案件,几乎全部获得胜利。这一局面的出现与美国的反恐形势有关,也与下述两部法律及一部政府密令有关。

(2) 爱国者法案成为网络舆情监控合法化的一个重要法律文件,开启互联网时代美国利用各种技术监控网络用户之滥觞。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修订了联邦犯罪法典的许多规定——将传统上与犯罪调查相关的电子监控工具转变成为合法武器用于反恐战争。联邦执法、安全和情报机构获得了拦截与恐怖主义、计算机欺诈和犯罪有关的无线电、口头和电子通讯的权力。在爱国者法案签署仪式上,时任总统布什声称:“通讯监控是另一个追逐和阻止恐怖分子必不可少的工具,以前的法律制定于旋转式电话时代。这部新法律将允许监控恐怖分子使用的所有通讯,包括电子邮件和互联网。”
爱国者法案将拨号登记从一种曾经的被动监控工具,转换成一种政府调查人员主动监控和揭露一个人在线行为细节的手段,而且是在确定这个人被监测到与犯罪或恐怖行为有关之前。爱国者法案的倡导者坚持这样的搜查是合理的:“路由、寻址或信号”信息是与电话号码记录等效的,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必须承担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能会将他们的信息泄露给政府的风险。

(3) 外国情报监控法案(FISA)为美国执法、安全和情报机构大规模监控国外和国内普通人无线电、口头和电子通讯提供了机会。在1978年外国情报监控法案2008修订法案中,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可以在司法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联合批准下,或在最简程序下,将合理确信位于美国以外的某个人作为监控目标。该法案将被监控的人作了限定,即位于美国的任何人不能作为监控目标;不能有意地将一个位于美国以外的人作为目标,以获取位于美国的人的信息;位于美国以外的美国人不能作为目标;如果通信的发送者和所有有意的接受者已知位于美国时,不能作为监控目标。但在另一条款中,为了获取外国情报,可以将位于美国以外的美国人作为监控目标。通信的发送者和接受者都位于美国以外时,可以成为合法的监控目标。这一条款为电子监控美国人开启了大门。收集地点的位置和目标的国籍是决定适用法律的关键因素。首先,在法律意义上,收集大量网络流量的监视行动并不一定“故意针对一个美国人”,而且把一个人作为“目标”往往发生在收集阶段后(即网络流量已经被截获后)。其次,在美国目前的监控框架下,从国外采集网络流量,创造了流量属于外国人的假设,尽管流量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美国人。

(4) 美国信号情报指令18(ussid 18)是秘密监控美国人和外国人的重要密令,其部分内容至今仍处于绝密状态。ussid 18由国防部情报机构起草,司法部总检察长批准。ussid 18包含了相当具体的监控原则。在2013年10月30日“肌肉项目”泄密之前,只有修订的1993年版ussid 18被发布。2013年11月18日,一个2011年版ussid 18被发布。EO 12333和国防部指令形成了ussid 18的基础。国家安全局承认,EO 12333是国家安全局收集、保留、分析和传播外国信号情报信息的权威文件。EO 12333是一个提供给大众的广泛的文档,执行EO 12333指令的原则包含更详细的情报实践规则。当监控行为在外国土地上进行,不属于“1978 FISA定义的电子监控时”,互联网监控落入EO 12333管辖的范围内。EO 12333拦截在外国土地上的假定属于非美方人员的网络流量。企业和协会也在EO 12333中被定义为“美国人员。”这些组织如果在美国以外的国家设有总部,可以被假定为非美国人。总之,在EO 12333下由假定而对一个美国人实施监控的障碍是很低的。国家安全局使用EO 12333从遍及全球的通信系统收集外国情报。而且,两个美国端点之间的通信被自由地路由到国外,然后在EO 12333许可下被收集,从而为国家安全局开放对美国人的监控提供了广泛而自由的空间。EO 12333与FISA及爱国者法案相比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区别:在接下来的几年,所有3个政府分支机构都要参与爱国者法案和FISA的修订,在EO 12333下实施的国际监控只由行政部门监督。监督政策缺乏透明度限制了政策制定者、学者、公众甚至美国最高法院,使之难以用宪法第四修正案对目前的网络监控政策作全面的审查。

  1. 中国网络舆情监控授权与限制

中国网络舆情监控授权与限制可以从宪法、法律和条例3个层面探讨。
(1) 中国网络舆情监控在宪法层面既无约定,也无限制。就法律的限定性而言,是一个没有约束的领域。美国宪法虽无条文说明网络监控合法与否,但它以对公民的隐私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的保护,为网络舆情监控提供了一个限定性条件,通过最高法院的裁决,为网络舆情监控划定了合宪与违宪的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由于中国宪法不参与具体案件裁定,当上述列举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很难找到补救措施。

(2) 在法律层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对行为人和法人的相关义务作了原则性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的义务,发现恐怖活动嫌疑或者恐怖活动嫌疑人员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12]并在国家安全机关调查恐怖主义行为时,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技术。[12]除了被动地回应安全机关的调查需求外,电信和网络服务商也被认为应该站在一个更为主动的立场,采取安全技术措施,防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信息传播,并在出现这些信息传播时,停止传输,保存记录,删除信息,并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告。[12]电信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是信息传输载体,而且是信息过滤、阻断、保存、追踪的前线,是反恐的第一道防线。负责查验客户身份,有权在对方不提供真实身份时,拒绝提供服务。[12]如果违反,将受到罚款和拘留等不同的惩罚。[12]

(3) 在条例层面上,国务院授权重新组建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执法。[13]在国务院的授权之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建立了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约谈制度,具体规定了网站负责人、总编辑将被约谈的9种情况。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未按要求整改,或经综合评估未达到整改要求的,将依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等处罚。该规定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作人员定义为执法人员。[1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后,制定了“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被媒体称为全面实施网络实名制。该文件对互联网用户账号作了界定:指机构或个人在博客、微博客、即时通信工具、论坛、贴吧、跟帖评论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中注册或使用的账号名称。[15]实名制给网络用户在网络上的行为提供巨大压力,违法违规行为受到一定约束。

  1. 中美网络舆情监控授权与限制的比较
    (1) 中美网络舆情监控授权和限制的方向不同。在法理上美国没有限制个体和企业在网络中的行为和表达,这是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所约定的;中国则对网络表达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提出了网络表达的禁止性条款,如果出现这些表达会受到惩罚。
    (2) 美国网络舆情监控以执法、情报机构的侵入性为特征,受到隐私权的限制。最高法院在公民的隐私权和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间寻求平衡,不断摇摆。中国的网络舆情监控在法律上的授权没有遇到阻碍,执法机构可以管控网络行为和内容表达,立足于阻止不适当的网络内容传播。

三、中美网络舆情监控类型

  1. 美国网络舆情监控类型
    两个因素推动了美国网络舆情监控的发展。一是911后美国反恐改革降低了法律标准,使得政府在先发制人的名义下更容易开展恐怖主义调查。二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显著降低了政府大量获取个人详细档案的成本。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塑造了一个新的个人与其“信息状态”之间关系的动力,即政府出于安全和效率的目的,越来越多地收集、使用和转让公民的个人信息。Lyon认为,现代信息收集有几个关键属性:出于影响、管理、保护或指导的目的,聚焦于系统地、日常地监控个人的细节。个人的日常生活对于政府机构或商业机构变得更加透明,监控日益显著地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美国政府网络舆情监控主要有如下5种类型。

(1) 监控社交媒体,收集个人信息、行为和表现,建立翔实的个人档案和社交圈,搜寻罪犯和证据。在美国有脸书和推特两大社交网站,都为美国政府的调查工作提供便利。以脸书为例,联邦特工能够通过脸书确定一个嫌疑人的朋友圈,搜寻潜在信息或目击者。他们可以通过照片梳理,寻找被盗的商品、武器或汽车,识别和建立个体之间的联系。据电子前沿基金会从美国司法部拿到的备忘录,美国安全部门从脸书获得的“标准数据产品”包括:“大头贴、照片、用户接触信息、组联系信息和IP记录。”备忘录隐秘地谈到“还可以从脸书获得其他数据,常常根据紧急要求提供合作”。[16]司法部的备忘录也指出联邦特工正在脸书创造虚假身份账号以获得证据,搜寻目击证人,追踪嫌犯。尽管脸书的政策禁止用户提供虚假信息或用别人的名字创立账号,但是政府机构可以随意地创立这些账号,并希望嫌疑人(或嫌疑人的朋友)允许他们访问其私人信息,绘制社交网络地图,引诱他们揭示犯罪过程。脸书自身也搜集大量数据并向有需求的公司提供这些信息。在2002年,人们发现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项目局的下属机构信息意识规划局正在一个集中的地点收集每一个人的信息,以方便政府阅读。信息意识规划局的使命是尽可能多地搜集个人信息,包括网络搜索、信用卡活动、医疗记录、返税、购买机票、教育成绩单、公用事业费、汽车租赁、驾驶执照。[17]

此外,国土安全部使用计算机识别可疑的推特词句,例如炸弹或李斯特菌。芝加哥警察局同样使用大数据工具根据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强度识别高危险的人:一种借自于叛乱团体的军事分析技术。这些不是调查已经识别的嫌疑人或罪犯,而是识别潜在的嫌疑人、地点和事件。许多警察处于监控状态,他们采取个人搜索或使用社交媒体站点的方式监控社交媒体。洛杉矶警察局指派了40名警员从事这项行动。对社交媒体的监测包括离散搜索威胁性语言、嫌疑人员和帮派成员。在其他情况下,警察通过网上帖子找到犯罪嫌疑人“交朋友”的资料。[18]

(2) 利用电子监控和自动车牌阅读器获取车牌信息,了解车辆和人员的行驶轨迹,建立车辆和人员数据库。自动车牌阅读器被美国警察广泛使用,这些装置可以每秒阅读50个车牌。自动车牌阅读器可以扫描车牌并将它们与热点名单进行比对,包括被偷车辆的牌照数据、停车违法数据和恐怖主义观察名单。除了通过警察直接管理的相机扫描外,大量的私人自动牌照阅读器也向警察提供监控资源。公共和私人机构都可以获得这些数据。在2015年3月,纽约警察局与美国最大的车牌自动阅读器公司Vigilant Solutions合作,建立了由22亿个自动扫描牌照组成的数据库。[18]

(3) 拦截、保留、解密几乎每一种电子通讯,储存大量国内和国外通讯。美国执法机构使用蜂窝电话监控技术已经超过20年,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构花费数千万美元购买这些设备。1997年,司法部最早发布了一份文件,描述通过使用被动/主动无线电话监控技术获取电话通信记录。该文件也讨论了联邦执法人员使用这种技术的管理政策。司法部认为,只要执法特工没有干扰通话内容,无需电信商的帮助获取没有通话内容的数据,便不被认为是违宪或违法行为。[19]911之后,外国情报安全法庭授权国家安全局随意收集韦里孙公司的用户电话记录,无论电话用户是否是美国公民。由外国情报安全法庭于2013年发布的法庭令揭露了国家安全局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正在搜集韦里孙用户的国内电话元数据。该规定授权获取与国际恐怖主义调查或秘密情报活动相关的有形物体。外国情报安全法庭认为电话元数据构成215款所指的有形物体。此外,国家安全密函允许联邦调查局在没有法庭令的情况下获得客户记录、用户信息、收费记录或电子通信记录。自从2001年以来,联邦调查局发出了数万份国家安全密函。不泄密的规定强化了电信服务商必须遵守命令。美国政府承认,国家安全局正在收集几乎所有国内电话元数据。[20]

(4) 通过使用物理线接入世界网络系统监控全球网络,窃取海量信息。由于互联网流量的很大一部分通过美国路由到最终目的地,因而在关键位置搭线窃听可以实施全面监控。由于这些电缆由私人公司控制,因此必须得到他们的协助。在这些关键连接点附近的秘密房间里充满了国家安全局的设备,光纤电缆所携带的光信号通过复杂的技术被分裂和反射。一个信号以常规方式被发送到网络,而镜像副本则被重新定向到国家安全局的存储和记录设备。在处理过程中,数据首先被智能硬件解决方案精选,通过过滤不必要的路由信息净化包,然后尝试重新组合成一个基于粗定位和选择参数更合理的秩序。一旦完成,数据通常被发往国家安全局的设施,它被存储在那里,直到分析员使用它。最近的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国家安全局存储所有网络流量的时间长达5年。以原始形式存储所有互联网流量,需要一个巨大的存储设施,一个价值20亿美元的流经它的服务器、路由器设施正在犹他州建设中。存储在几乎无限大的数据库中的将是所有形式的通信,包括电子邮件的完整内容、手机来电、谷歌搜索,以及各种各样的个人数据(步道停车收据、旅游行程、书店购书)和其他数字“袋装垃圾”。加密数据被合理地认为它自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可以无限期保存,以便多年后随着破译技术的提高可以破译。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法律手段和同意“信息共享”程序,迫使网络服务商允许它在原始文本中直接访问或简化访问用户数据。[21]
(5) 美国情报机构通过后门技术,在不得到网络和通信服务商协助的情况下进入其系统,获取大量元数据。后门访问获取数据引起产业界更大的焦虑。后门进入无需云供应商的合作,也无需通知他们。许多关于美国和英国情报项目的报告显示,情报界已经系统地利用云服务商不知道的技术通过后门访问云服务商数据。一个被称为MUSCULAR(肌肉)的项目使国家安全局能够拦截云提供商的各数据中心之间的加密数据流量。此外,与棱镜计划一同被曝光的UPSTREAM(上游)计划表明,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通过针对性的电信基础设施对互联网通信进行彻底访问。BULLRUN(奔牛)项目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各种隐蔽的方法系统地破坏了商业信息系统的加密和安全。这些方法包括对加密标准的破坏,对软件设计的隐蔽影响,迫使工业企业交出密钥。[22]

  1. 中国网络舆情监控类型

中国网络舆情监控类型比美国简单得多,在监控重点和方向上存在一定差异,表现出中国特色,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1) 对敏感信息和网站的访问限制与屏蔽,使网站内容无法在国内传播,避免造成不良影响。政府相关机构对网站内容发布方的干预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国内网站,政府相关机构可以直接通过约谈和警告制度为网站的经营划定红线,使其删除敏感内容,避免内容扩散,造成不良影响;另一种是国外网站,域名和服务器都在国外,政府相关机构鞭长莫及,无法从网站的源头阻止内容的生产和发布,于是采取相关技术手段,对网站进行屏蔽和封锁,使国内用户无法访问,从而达到封锁不良信息在国内传播的目标。这类网站主要由法轮功分子、民运分子或其他境外敌对势力创办,试图通过网络舆论影响国内受众达到其政治企图。此外,以脸书和推特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表现出高度的自媒体特征,注册用户在上面发布未经证实的信息具有很高的随意性,也成为中国网络舆情监控限制访问和屏蔽的目标。
(2) 对社交媒体、论坛、博客、新闻网站发布信息的监测和限制,阻止谣言或敏感内容的发布和扩散。随着互联网进入4.0时代,通过各种工具在网络中的自我发布和表达日益简便快捷,这常常成为网络舆情焦点产生的源头,对这些源头的监测和控制成为网络舆情监控的重中之重。政府相关部门对这些自媒体的发布采取整体控制策略,通过软件技术限制一些敏感词汇在自媒体发布中出现,利用机器人监测网络。机器人具有很高的词汇学习和识别能力,能够自动屏蔽和删除具有敏感词汇的文件,迫使自媒体的发布者思考和回应机器人的要求,避免触碰敏感话题。此外,网站的管理者和政府相关机构工作人员以人工方式监测和审核网络的内容发布,以弥补网络机器人在词汇学习和识别上的不足。网络管理员对发言者所犯的错误加以分级。犯错级别低,对账号临时禁言,犯错级别高,则消除账号,永久禁言。违犯刑法时,则由公安机关介入,给予刑事处分。在对网络内容发布的监控上,也包括政府相关机构对网络管理者的监管,使其符合法律和关于敏感信息内容限定的要求。此外,对自媒体中个体自我发布的监控还包括网络用户对敏感内容的举报,充分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这是网络机器人、网络管理员和政府监控人员力有不逮时的重要补充。
(3) 对微信、QQ等聊天工具的监控。在手机和互联网高度合一之后,微信等聊天工具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微信建群简捷方便,规模庞大,信息的多次传播快速,而且它可以借助熟人圈子通过滚雪球的方式,以几何级数扩散信息,造成内容监控和防止信息扩散的困难。微信群的信息传播和扩散从网络舆情监控的视角来看,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现在能够监测的是微信公众号,而对微信群聊天内容的传播,仅限于删除敏感内容,使相关链接失效。此外,对重点微信群的监测、警告和预警制度,能够产生一定的威慑效果。
(4) 电话监控,电子邮件监测和收集,网络流量的截获和存储,车牌的抓取和数据库建设。这种类型在中国很少见到相关报道,也无解密信息。当前只有在刑事犯罪追踪中对特定人员电话和上网痕迹的监控和侦测,但没有以所有人的电话、电子邮件及整个网络流量的拦截为目标的监控。

  1. 中美网络舆情监控类型比较
    (1) 中美两国在网络舆情监控的立足点上存在显著差异。美国情报和执法部门将国内民众、外国政府、组织、个人都当作潜在恐怖分子,在人力、物力和技术能及之处将它们整体纳入监控范围,拦截数字通信和网络流量,整体建立长达5年甚至更长的数字档案。美国情报和执法部门在对待人员和组织上表现出性恶论的倾向,即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恐怖分子,在未知的某个时间会出来作恶。中国的执法部门没有将国内民众,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当作潜在恐怖分子,没有将这些人全部纳入监控范围,没有出现类似美国那样的“信息状态”或“美国监控状态”;而是表现出儒家文化的特征,用家庭成员的视角来看待每一个人,真正的犯罪分子、恐怖分子只是家庭成员中的极端个案。
    (2) 中美两国在网络舆情监控的策略上存在极大差异。美国执法和情报部门采取进攻态势,深挖互联网个体表达背后的私人通信、社交网络、停车记录、银行交易、就医记录、采购行为等,建立个体完整的数字档案信息。中国网络舆情监控采取防堵策略,防止负面信息和敏感信息扩散引发社会风潮和不稳定,以阻止信息发布和扩散作为网络舆情监控的核心,立足于维稳。对于行为者的详细数字档案则没有收集的动力,也不认为有收集的必要。
    (3) 中美两国网络舆情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存在巨大的差异。美国彻底监控互联网,从网络信息,到互联网协议、加密技术,从个人网络行为、通话记录和电子邮件,到全球主要网络流量,都被美国情报和安全机构掌握。美国不仅在主要通讯商和网络公司的协助下,从前门进入互联网络获取信息,而且还以主要网络公司不知道的技术从后门进入互联网络,获取各种加密数据和元数据。中国的网络舆情监控重点体现在舆情上,以互联网络中已经发生的信息为监测对象,以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标准评判这些信息,对于互联网络表层以下的深度信息则涉猎甚少。
    (4) 中美网络舆情监控主体存在显著差异。美国网络舆情监控以情报机构、安全机构、警察机构、国防机构为主体,私营商业公司提供购买服务,机构之间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整合机制。中国的网络舆情监控机构遍地开花,五花八门,几乎每一个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有影响的私营公司都有负责舆情监控的部门或岗位,各舆情监控部门之间相互隔离,互不统属,而且大部分监控部门或岗位都只关注与自己所在单位有关的舆情,定期编写舆情动态或热点。而且中国的网络舆情监控部门与中国的情报、安全、警察部门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联络通道。

四、结 论

中美网络舆情监控原点存在的差异使监控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这个原点是对国内民众及国外网络用户恐怖主义风险的基本判断。美国的情报及安全机构几乎将所有人视为潜在恐怖分子,这一点决定了它们要尽其所能监控一切,形成“信息状态”或“美国监控状态”。获取的个人档案、通话记录和互联网流量信息未必能在实际的反恐中发挥作用,但一旦需要,这些信息会被唤醒,用于挖掘和锁定目标。因此,美国网络舆情监控的基本逻辑是,怀疑所有人,监控所有人,保留所有人的档案资料,拦截所有的互联网流量包,最终在数据的海洋中捕获目标。

中国历来重视儒家文化传统,提倡家国同构,每个中国人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因此,中国网络舆情监控的原点是对大家庭内部成员的监控,排除了监控对象是潜在恐怖分子的预设。中国网络舆情监控的最大关切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后者占据核心位置。中国网络舆情监控的基本逻辑是,对网络舆情诱发社会不稳定的担忧成为网络舆情监控的核心所在,通过控制网络舆情,引导其走向和平理性,实现社会稳定。中国网络舆情监控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并不针对特定个体,因而也不会像美国那样建立详尽的个人档案。只有当某个人表现出安全威胁时,才会建立其个人档案。因而,从中美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网络舆情监控是从事件到个体,始终维持在特定层面。美国是从总体到个体,建立所有民众的个人档案,在因事件或行为引发安全信号时,捕捉个体。

另一个差别是,美国的网络舆情监控在水面以下,属于秘密的情报工作。它以自由之名不限制个体在互联网世界中的表达和访问,但会因为某些行为触碰安全信号而成为被追踪的对象。中国的网络舆情监控在水面以上,它以安全之名限制个体在互联网世界中的表达和访问,不给个体犯错的机会,从而避免像美国那样放任个体犯错,最终成为被追捕的恐怖分子。在美国,网络自由可能会触发个体变身为潜在恐怖分子的风险;在中国,网络限制避免了个体可能犯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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